近年来，我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首先，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一个因素。而且，这种下降不完全是周期性波动意义上的，维系中国出口高增长的外部需求将不复存在。由此，内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凸显。其次，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将下行至少2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要素投入增长率下降引起的。这是中国内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综合反映。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更加偏重于立足于深化改革的中长期发展。经济政策主要将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内生因素，来促进或稳定经济增长。

　　那么，新的增长动力，抑或内生的增长因素是什么呢？在经济增长的早期，直接的投入要素，主要指劳动、资本的数量及增长，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产出增长速度总是会超过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基于这一观察，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索洛剩余”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产出增长速度超出投入增长速度的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因此，由技术进步决定的生产率的增长是解释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的关键要素。此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进一步解释了生产率的变化。他认为，技术变革的速度受到经济激励的影响，它是内生于市场体系的，内生技术变革可以解释科学发现、技术进步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知识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

　　上个世纪30年代，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建立了一种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即创新，以对技术的试错，生产新产品，或以新技术、新方式生产旧产品，以此来改进生产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创新，即是对原有要素组合的革命性破坏。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表现。

　　结合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我认为，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其决定性因素是激励机制。一般地说，只要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信号健全，价格机制有效，经济体系内部就存在着对市场主体的激励。然而，技术和技术变革有着外部性，（如知识产权的正外部性）其激励机制有着特殊性。不能较好地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技术变革的原创性及其活跃程度都将受到影响。中国目前的现状就大抵如此。第二，教育质量，以及决定教育质量的教育模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性变量。知识资本还取决于后教育阶段的培训和各实践环节。这些实践环节主要就是指技术变革。最后，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市场，由此促进消费增长。中国目前尚缺乏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和环境。

　　经验表明，技术变革的成果主要源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小企业往往是创业者的企业；知识资本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创业和创新；企业家精神就更加不言而喻，它的载体就是创业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