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某高校学习建筑的王韬早就向往人工智能+建筑。不久前他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明确把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支持范围，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

这让王韬精神一振，“我可以考人工智能研究生来实现心中的梦想”。此次扩招，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应急之举，但无疑给学科交叉创造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只是，这样的机会高校、学生该如何抓住？

给跨学科报考一次机会

这几天，王韬忙于查找人工智能专业的考研高校，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大部分人工智能专业考研时要求考“考研数学一”，可是建筑学没有或少有开高数课程。这让他的跨考胜算一下子降得很低。

同样的跨考难也存在于人工智能+医学。“我们只在大一上半学期学过数学，所学范围不过是导数、函数等基础数学，更深入的概率、线性数学从没有学过。”山西某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李希说。

“我并不是排斥考数学，只是让一个大学期间没上过数学课的人，去考考研难度最大的数一，有点儿不敢想象。”王韬说。

建筑学、临床医学等专业在此类跨考中难度最大。而让一个学计算机、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跨考建筑学、临床医学，则更是难上加难。

近两年，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2018年4月，教育部制订了《高等学校引领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设立人工智能专业，进一步完善中国高校人工智能学科体系。

2019年，我国在35所高校布设首批人工智能专业点。此外，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智能医学工程、智能建造等十几个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也布点了1082个本科专业，相比2018年增加了86%，从而形成了一批“人工智能+X”复合特色专业。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三四年内，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都只有非本专业人士报考。

然而，学生主动选择跨考的情况并不理想。据不完全统计，考研时选择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考生比例达80%，而跨专业考研的仅20%。因此，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人工智能专业将吸引计算机、自动化、通信工程等相邻专业学生报考。但在选择跨考难度更大的“人工智能+X”时，考生们有可能遭遇与王韬和李希类似的问题。

“目前的一大挑战是，如果紧盯着相同或相邻的专业报考，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专业，很难找到完全对口的专业。要找到足够的生源，从中择优，难度较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说。

他建议，鼓励更多不同专业的本科生报考人工智能研究生，可考虑将招生工作重心前移。加强对本科生学术生涯的规划和指导，引导有兴趣的大学生通过相关课程选修、辅修、转专业等方式，为其报考人工智能研究生尽早做好学术准备。

此外，根据特定的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招生单位可考虑对考生在本科期间的相关学术经历和成果予以认可，并在招生时作为优先考虑条件；还可通过相关领域的全国性科技创新比赛，尽早发现人才、重点培养。

交叉学科需要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不久前，教育部透露2020年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预计同比增加18.9万人。其增量将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以专业硕士为主。大面积扩招的背景下，该如何保证人工智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郑州大学教授周倩告诉《中国科学报》，人工智能此前并未出现在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里，人才培养没有前例可借鉴。如何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至关重要，“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才培养方案要体现并注重学科的交叉性”。

目前，在人工智能本硕博专业开设方面，一些高校存在盲目跟风申报，重申请、轻建设的现象。如此“仓促上马”是否研究透了人才培养方案？对此，侯定凯表示质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是由哪几部分知识组成的，也不能‘换汤不换药’地进行一些拼装。”

周倩对此表示赞同，人工智能并不是几个专业的简单“拼盘”，而应该是一个课程结构合理、功能运转顺畅的“有机体”。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或区域发展所需的方向性人才，需要很好地论证及实践的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然而，教师，特别是导师队伍建设是否跟上了学科交叉的步伐，这不得不打上问号。

周倩强调，要重视研究生导师队伍来源的多样化。我国的学科、专业多是依托院系，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专业分布在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通信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等。把相关专业教师集中到一个平台上，或许不是一个学院可以做到的事，需要高校的顶层设计才能顺利完成。

不仅如此，教师也存在专业性强、知识体系单一的问题，如何教授复合型学生，对其自身也是一大挑战。“强化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开展教育与培训，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要走的路。”周倩说。

过程管理要有第三方认证

由于此次扩招的主要是专业硕士，培养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此前，我国的专业硕士培养就存在学术型师资培养专业硕士、照搬学术型硕士培养模式的情况。时隔多年，在侯定凯看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前者更需要具有公信力的质量保障体系。”侯定凯说，专业学位的人才不仅要符合培养单位基本的学术标准，还要接受严苛的市场检验。然而，“有关这方面的质量论证，我国远远没有跟上”。

他指出，一些高校的专业硕士培养尽管通过了教育部门的认定，但这种认定相对而言比较封闭。因此，能否有更加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培养单位进行评估、认证？

类似MBA的认证培养，依靠权威的第三方专业认证机构，对包括师资、培养方案、日常管理、经费投入、可持续性发展等在内的一系列环节加以认证，人才培养质量也会在就业市场上更具说服力。“不仅是机构的认证，毕业生从业资格的认证，也应该与专业学位的发展相匹配。”侯定凯说。

对此，周倩也表示认同，“目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确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督。”

为了避免同质化，专业硕士培养通常采取“双导师”制，即高校学术导师、校外实践导师共同培养专业硕士，但这在我国高校实践中却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周倩表示，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要克服形式化问题，规定要落地，实施要具体，监督要到位。要充分重视实践导师和实践基地的遴选，将实践导师与学生的研究方向统一起来，做到真合作、真实践。“这一瓶颈不突破，‘双导师’制可能就是‘镜中花’‘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