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校更多自主权

　　在调研过程中，还有一个词在高校校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口中出现频率颇高，那就是“放权”。

　　詹成志提出，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不仅要加大经费支持，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推进高校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真正解决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主动“转”，转观念、转职能、转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为高校“松绑”，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经费管理、科研体制机制、人员培训与交流等方面积极探索，更好满足高校“双一流”建设发展实际。另一方面，要鼓励高校大胆“试”，依法自主办学，用足用好政策，在深化人才培养、人事制度、科研体制、薪酬待遇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通过改革进一步激发活力与动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重点突破，不断增强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吴辉也认为，应破除束缚高校改革发展机制障碍，建立高校绩效工资总量动态调整机制，放开绩效工资总量“天花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横向科研项目奖励、高层次人才激励报酬、高校教师多点教学合法收入等，均不纳入高校绩效工资总量管理。并在财政国库、资产、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等方面简化流程，简政放权，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建立汇聚一流队伍、激发创新活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的体制机制。

　　“‘放管服’改革不到位，不利于高校自主发展。政府应减少对高校的微观管理。比如学位点设置应该放权给高校，政府做好新增单位、学位点评估、招生指标等资源配置工作。”张卫国表示。

　　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很少有关键词能比“办学自主权”这几个字更有分量，更受关注。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一些大学校长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讨论就从未止歇。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对此作出了界定，但之后近20年间，在实践层面如何为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真正赋予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令人纠结的问题。

　　“历史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办学自主性关乎大学的独立精神与品格，以及政府由管理到治理的角色转变，有助于大学进一步回归学术属性，遵从教育规律来设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学科专业设置、编制、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问题上，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的状况。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如不尽快破除，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无法满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需要。”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说。

　　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创新能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不仅需要勇气与自信，更需要在办学理念与制度建设上锐意创新，让每一所高校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轻装上阵，根据自身优势确定办学方向，办出自己的特色，进而激发每一个细胞的创新原动力。实现这样的目标，松绑减负、破除枷锁、简除烦苛，是必须做在前头的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光电学院教授祝连庆表示。

　　当然，“双一流”大学拿到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之后，能否接得住、用得好、不走偏，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看来，扩展办学自主权，不意味着让高等教育成为随意摆弄的“自留地”，而是要促进高校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高地。因此，要坚持放权与监管同步，从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高校制度建设与自我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审计监督、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等方面，为高校办学行为设置一些“保险栓”。与此同时，大学也要积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与自律机制，真正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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