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小目标”设置为“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一时引起各方热议。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再次表示，中国仍有条件持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小幅下调经济增速目标，是为腾出更大改革空间。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解读称，我国经济正持续复苏，国内外态势都比较积极，今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去年。由于缺少政策抓手，去年“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完成得并不算太好，姚洋建议，今年能否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如价格信号等，来调节生产、控制产能。

以下为采访实录：

GDP重在“争取更好结果”

海外网财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预期目标的表述调整为“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对此，请问您是怎么解读的？

姚洋：我觉得重点还是放在后半句——“争取更好的结果”。去年的第四季度，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CPI有所扩大，上升到2%，PPI由负转正，PMI超过50%，这些数据都说明我们的整个经济在复苏，已经触底反弹了。所以我的估计是今年的增长速度应该高于去年，政府定6.5%这个速度可能还是打一个保险，政府其实信心很足。

但是公布一个比去年还低0.2%的增长率，我是有点担心给市场传递一个比较消极的信号，市场的解读可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下滑，今年政府得通过一定的政策或者手段来弥补市场信心的不足。

海外网财经：您认为今年国内外还有哪些变量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运行？

姚洋：我觉得整个国内态势还是相当积极的，发改委也把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9%左右。国外的话有两个不确定的因素，一个是美联储加息的进程，还有就是特朗普将出台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前者的影响会比较大。

特朗普很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比较诚实的总统。之前的美国总统通常不会很严肃地对待在竞选中说的那些承诺，基本上说完就忘掉了，但是特朗普基本都实现了，唯一没做到的就是把中国叫做汇率操纵国。本来他说我上任第一天我就要把中国叫做汇率操纵国，现在他上任都一个多月了，他迟迟没有动。另一方面，他也说自己是个“dealmaker”，跟中国要好好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特朗普团队也在明白，惩罚中国是损人又损己，这种事情干嘛要做呢？出于这个考虑，他一定要做一些抬高价码的事，把自己的价码抬高来跟中国谈。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说不过中美今年还真能谈成一些什么事情。比方说中美的投资保护协议，谈了很多年终于又停了一段，如果我们接着谈、最后能够签下来，对两个国家都是好事情。我们甚至不应该排除中美两国之间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海外网财经：有分析认为，实体经济正在复苏，“L”型拐点临近，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对此，您怎么看？

姚洋：这个观点太悲观了，中国经济不是V型反转，基本上可以说是U型反转。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有结构性的因素，但很少有人提及周期性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国家是有经济周期的——中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历了4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大致7年，而我们目前处在一个经济的下行期。2004年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之后又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时期，我们从2010年开始增长速度就开始下滑，下滑到最低端应该是2014、2015年，而2016年略有复苏。所以，我认为今年肯定是一个拐点，应该是持续复苏的一年。

供给侧改革需更多抓手

海外网财经：您认为去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完成得如何，哪些方面还应持续发力？

姚洋：“三去一降一补”我觉得比较到位还是去产能，但是这种行政化去产能的办法有很大问题，它不灵活。拿煤炭产业和钢铁产业来说吧，去年我国得大量进口煤炭和钢铁，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下半年在复苏，需求在增长，煤炭和钢材价格飙升，而这两个行业去年去产能去得最狠，钢厂、煤矿都限产，国内产能不够，只能依赖进口，所以让外国人赚了很多钱。去产能肯定要持续，但是要以行政的命令去产能，还是采用一个更加灵活的方式来调节生产、控制产能，这个还需要斟酌一下。

至于去杠杆和去库存，这两个基本没做，这两个任务都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才能做到。今年我觉得需要出台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来去杠杆，比如说债转股，结合国有企业混改，这样的话去杠杆会走得快一些，至少会有个很好的开局。

目前负债率最高的还是国有企业。虽然国企的技术力量和人才力量都很强，但是经营机制不好，已经习惯性地靠拼命借债来经营。所以这次政府明确提出要混合所有制改革，用民间资本来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些负债率实在太高的企业可以搞债转股。

补短板和降成本今年还得靠减税。但是我们国家减税都是有方向性的，一定要鼓励高新企业，我个人感觉这不是一个太好的办法，会造成寻租。因为我们知道好多企业作假，找一个咨询公司整点材料去申请一个高科技产业认证，认证之后就可以减税。这种挑选式的这种降成本，效果不是太好，里面浪费很大。因此我建议，减税应该惠及各个行业。

海外网财经：您觉得从长远来看，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姚洋：首先应该是调整结构，消除下一轮经济扩张期的隐患，淘汰僵尸企业。第二个任务是，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创新创业的企业能更便捷地进入。第三个方面，多鼓励创新，为我国能转变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创造条件。这方面我觉得说得不够，今后应该完善法律法规，比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

海外网财经：您觉得我国供给侧改革目前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姚洋：“三去一降一补”中有两个都还没做得太好，因为缺少了一些政策的抓手。简单地说，为什么去产能做的比较好呢？因为有抓手。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行政手段去做，比如让一个企业今年只能生产多少吨钢。而去杠杆做得不太好，是因为我们没有手段，找不到手段。这也是经济结构性改革目前缺少的东西。

调结构与保增长并非对立关系

海外网财经：我国今后该如何继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姚洋：新旧功能转换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将是创新的时代，是中国全面赶超发达国家的时代。二十年之后，也就是2037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只会落后美国，日本、德国会被我们甩在后边，其他国家会被甩出去几条街。那时候我们GDP肯定是第一，科学技术水平会是世界第二，要超过美国可能还不那么容易，但肯定会超过日本和德国。

海外网财经：有人觉得调结构可能会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对于这种观念您有何看法？

姚洋：这种观念我不太认可，我们不应该把调结构和保增长对立起来。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一面保增长，一面调结构，稳步地把这轮周期走完。

海外网财经：这个突破口会在哪？

姚洋：正如我刚才说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既能调结构又能保增长。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了，我们的增长就上去了。

海外网财经：这几年咱们一直在说供给侧，需求侧则很少有提到。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把握供给侧跟需求侧的平衡？

姚洋：实际上中央政府对需求侧是有把握的。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2016年初一发现形式不对，国务院马上就出台了政策，房地产也起来了，地方政府的投资也上去了，所以政府不会放弃需求管理的，只不过没像以前那样去说。

我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又涨起来了。今年我们提出要把地方债的11万亿完全给置换掉，三年之后不知道这个债务又会有多大，方政府超负债，没任何约束，这个是我们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个顽疾，也是我们国家风险比较大的一部分。

海外网财经：有人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特征，您认为我们能不能“在颠簸中安全着陆”？

姚洋：这个也是市场没有做过国际比较，凭空拍脑袋说出来的。

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比较对象是日本，因为它的经济也是矩形的。按照可比价位去算，我们现在的实际收入跟日本70年代初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但我们的各项指标只比它好不比它差。当然，7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得快，在20年间里从一个中等收入变成的高收入，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80%，而美国那些年不增长。当然，日本的经济增长在那个时代有特殊性。但是其他指标我们都好于日本，我们的储蓄比日本多，我国金融体系比日本好得多、灵活得多，而且我们地方大、人口多，沿海经济增速下来之后，内地又开始上升了——这是中国的优势。这么一对比会发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统计数据应持续“去水分”

海外网财经：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去年我国的GDP增速为6.7%，您是如何分析这一数据的？

姚洋：是这样的，我认为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有问题，因为家户调查和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差距太大了，按照家户调查的家户的收入占到资金流量表里头居民收入的也就60%左右，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最后统计出来的数据有可能是估算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各个省报上来的数字之和远远超过全国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如果你用各省报上来的加权平均，它会比统计局报的GDP增速要高大概1.5%。那这样我们统计局最后怎么得出来那个增长速度呢？它像是估算出来的，不是靠统计出来的，因为下面报的数都不准，它正好靠估算。我觉得这些年它这个估算有问题，就是我们高增长的时期它低报的，这几年恐怕又高报了一点。因为你估算起来总是要根据历史数据来推，肯定是平滑，所以造成结果就是数字平滑了。实际增速较高的时候低报了，增速较低时却又高报了，但综合近二十年的数据来看，我们人均收入和真实收入可能跟统计局报的真的相差不大。

我现在仍然坚持我们整个国家GDP总量是被低估了的，比如好多现金交易没有统计到我们GDP里头去，漏报了。我建议统计局它给改进它的统计办法，要真真正正做统计，不能做估算。

海外网财经：您刚才也说了，各省报上来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年初也曝出了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的新闻。那么您认为，经济数据该如何持续“去水分”？

姚洋：数据造假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是为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有意造假；二是统计部门可能能力有限，或者说，在数据采集上没有好好去做。你想，如果说统计数据都不准确，政府怎么做决策，这不是盲人摸象吗？所以说，数据造假在误导高层决策之下，损害的终将是民生。

要防止数据注水，我觉得必须要严肃统计法，比如说违反统计法是否可以上升到涉嫌刑事犯罪的高度。另外，可以将各地统计部门改由国家统计局实行垂直管理，今后各级统计部门的人员实现垂直流动，不受地方政府管理。

海外网财经：好的，今天对话到此结束，感谢姚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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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