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汪启明教授的文章《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再思》。

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再思

方言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两轮，从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上讲，研究汉语方言，是对子孙负责，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负责的一件大事，是民族语言发展、历史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语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汉语方言研究可以助推语言工程的开展，壮大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李宇明认为，“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强弱盛衰的象征，而且语言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存在证明着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种方言都是一座“金字塔”。保护与收集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研究方言和雅言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战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汉语方言，学界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为主“统”，一为主“保”。二者之争并不自今日始，有泾有渭，有时甚至势同水火。在笔者看来，无论“统”还是“保”，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应该得到尊重，如方言的产生与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语言一定会分化为方言；旧的方言消亡了，新的方言还会出现；从发生学上看，普通话也是方言；语言不灭，方言不灭；方言研究要从时间延续性和空间延展性切入，历时研究不离共时描写，共时研究不离历史追溯，等等。

从当前研究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语言研究中重雅言轻方言的现象较为突出。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方言尤其是文献方言的研究。文献方言研究，无论成果质量还是数量，不仅较之雅言研究大为逊色，就是与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相比，也非常薄弱。这极大地妨碍了语言研究整体的进一步深入。朱德熙说：“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不少方言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消失殆尽，抢救、开发和保护迫在眉睫。国家已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议设立各地方言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让纯正方言不致随时间流逝而湮灭，这是具有高瞻远瞩的重要决策。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近年来我国学界加强了对方言的学术研究，仅以2010年以来先后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例，涉及汉语方言研究的就有十四五项。

笔者在《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中国语言学》第四辑，2010年）一文中曾就历代文献中汉语方言的价值、研究意义、研究传统、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原则做了初步的讨论，但还没有涉及现代汉语的方言。这里认为，从学术研究视角出发，在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语境下，方言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在国家与民族文明进程中有着巨大的力量。

其一，顽强的生命力。研究现代汉语方言时，我们每每可以在古代文献中找到它的早期形式。秦始皇能统一文字，但没有能够统一语言，口语里的方言通过文献保留下来。一百多年前，刘师培在《警钟日报》（1904）撰文认为：“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别之文字矣。故《公羊》多齐言，《离骚》多楚语（些字之类），而六经之言，亦有出于方言者。”又在《文说》（1906）中认为：“古人作文，多用方音，《公羊》侈用齐言，《离骚》亦征楚语……故征之古昔，楚臣以土风协乐；验之近代，宋人以里语入词。” 可见文献语言是雅言与方言的混合体。书面语、口语、雅言、方言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书面语以雅言为主，但保留着方言的成分；口语以各地方言为主，又有雅言的共性。方言和雅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方言，多是过往的雅言；前代的方言，后代也可变成雅言。雅言的基础又都是方言，无方言，不语言。远一点，《诗经·国风》来自各地，方言色彩很浓，但到了秦汉，就成为标准的雅言；《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以官话方言写成，亦有不少的地域方言。现代汉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如鲁迅、郭沫若、老舍、赵树理、孙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方言的生命力；当代像贾平凹、陈忠实、路遥、莫言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方言现象。既然现当代文献中也有方言，那它们理当成为文献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活的方言必定会反映到书面文献中，而且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例如目前为人们广泛使用的网络语言，究其实质，就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它主要是社会方言，又有地域方言的成分。

汉语方言的研究可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对历史汉语方言的整理，一是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前者从汉语方言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以各时期文献语料为研究对象，爬梳能反映当时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资料，通过整理、归纳与分析，找出规律和特点，进而为汉语方言史的建立提供重要资料；后者侧重于田野调查、记录与分析，寻找共时差异，追源讨流。这两种研究都是必要的，不可偏废。现代方言调查报告已经做得非常充分，各省、市乃至不少的县都有基于现代汉语的方言调查报告，各地地方志中也有大量的方言内容或方言专志，这是文献方言学研究语料的渊薮。

其二，历史的证据力。方言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及历代方志的方言资料。谭其骧指出，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这些方志中包含着大量可贵的史料，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其中很多是不见其他记载的”，“方志中不少材料不见于正史及其他史籍，因此成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根据”。据此，地方志中的方言可以算作是研究汉语及方言的“新材料”。较之“轩之使”，地方志所记录的方言更贴近语言事实。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我国现存方志8200余种，10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1/10；现代地方志已经超过70亿字，其中记录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地方志方言资料的体量大，价值珍贵，但研究很弱。如果把各地方志中的方言语料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笔者曾举了一个四川方言词“搅团”的例子，这个词只在川东北一带使用，四川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但陕西、甘肃、宁夏不少地方一听便知其意，这可以证明历史上的移民现象。再如，谓母为“姐”，是少数民族语言，但汉语一部分方言也有这样的称谓，可证明民族的融合问题。学界每每说当代语言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度、对社会贡献度两个不足，其实是材料和方法的两个不足。总之，方志方言资料是文献方言学研究的另一个丰富宝藏。

其三，丰富的表达力。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方言都有着无穷的表现力。俞平伯曾说，“我有一信念，凡是真的文学，不但要使用活的话语来表现它，并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所以我不但主张国语的文学，而且希望方言文学的产生。”文学作品中不少的方言词，在普通话中并没有对应的表达形式，对这些应加强保护和研究。方言词有不少的多义词。以四川话为例，有个词叫“戳脱”，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很丰富，可以说人去世了，也可以是器物坏了，还可以是机会错过，在普通话难以找到一个对应表达方式。此外还有很多情况，用普通话来表达，或是没有相应的词语，即使有，语言生动性就差了一大截。如果没有记录和研究，这些生动的语言表达方式就会消失。

其四，语言的解释力。秦汉以降，举凡训诂学家，从郑玄、高诱、许慎、刘熙、郭璞，到清代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无不举方言证成词义。不讲方言，语言中有些现象不好讲，例如联绵词，多的有32种写法，而且读音有所不同；又如《诗经》的用韵，主要是合韵不好讲；入声也不好讲。高校教学中，教材基本不涉及古代方言，许多学生以为古代没有方言区。据不完全统计，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有20多处都明确用方言的语料来释词解义，有些是推论，有些是肯定，有些是讲方言的古今贯通的。如果完全不用方言，无论古代文献还是现代文献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讲解内容。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首席专家；成都东软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7日头版http://www.cssn.cn/index/index_focus/201702/t20170207_34048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