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士韩金斯（James Hankins）于2016年12月30日访问北京大学。访问期间，韩金斯教授首先以“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为主题举行了学术座谈活动，并以“德性政治与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儒家贤人政治的文艺复兴视野”为题进行了学术演讲。此次访问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并得到光华教育基金会的赞助。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担任讲学活动主持人。

詹姆士韩金斯是著名的文艺复兴研究史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研究领域广有建树，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剑桥文艺复兴哲学指针》等著作享誉柏拉图学界以及文艺复兴研究界。詹姆士韩金斯198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从1998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文艺经典文库“塔蒂丛书”总主编。2012年，荣获美国文艺复兴协会颁发的“保罗克里斯蒂勒终身成就奖”。

12月30日下午，詹姆士韩金斯学术座谈活动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陈斯一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孙帅、吴功青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赵金刚老师参加了座谈。

座谈中，詹姆士韩金斯首先提到了2016年西方民主政治遇到的一系列困境。事实上，英国的“脱欧运动”、美国的“特朗普当选”都具有鲜明的反精英主义特点，这些民众运动反映出的正是西方统治精英自身的衰落和危机。不过，政治精英的品质问题不仅在现实政治中有明确体现，也是东西方思想传统共同关注的永恒理论问题。现代西方政治科学集中关注的是民主政治中的平等、正义等问题，对德性政治鲜有讨论，这与东方的儒家传统有鲜明差异。但是，韩金斯提出，以儒家传统为基础的“贤能政治”理想不仅是东方儒家社会的独特观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就包含着一种与儒家贤能政治理想对应的德性政治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德性政治思想，并在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复兴。

韩金斯对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德性政治”观念进行了一系列平行比较。从思想和历史背景来看，早期儒家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都是对时代的混乱和危机的反思，他们都认为，政治、社会生活的改善有赖于内在道德领域的自我改进，并非创立新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复兴人的道德品性，才能挽救罗马帝国和教会的衰落导致的政治危机；与儒家的士君子教育传统相似，由彼特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也提出了复兴古典学问的主张。人文主义者强调通过对拉丁语文学经典作品的研习来塑造新的贤人阶层，人文学问不强调专业的学科划分，而是旨在实现广泛、全面的德性培养；儒家传统与彼特拉克所畅导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德性原则之上，因而共同反对贵族身份的世袭继承。两种思想传统各自认为，由于与天道或自然法的和谐，有德性之人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统治正当性。

韩金斯也提到了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与人文主义德性政治观念的一些根本差异。例如，儒家比人文主义更加强调敬奉祖先、重视家庭。此外，人文主义者远比儒家传统更加肯定商业利益，同时也远不如儒家更关注平民和穷人的利益。这些差异部分地解释了贤能政治传统为何在西方远不如在东方儒家社会中更加成功。

与会学者与韩金斯就“儒家与人文主义者对德性的理解”“贤能政治的制度层面”“唯名论思想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12月30日晚，韩金斯教授在第二体育馆109教室为北大师生带来了题为“德性政治，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与文艺复兴版的儒家贤能政治”的学术演讲。演讲中，韩金斯将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置于意大利的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解释了彼特拉克提出“贤能政治”设想的具体政治关切和思想关怀。

在对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回顾中，韩金斯集中关注佛罗伦萨的政治史及政治思想史，重点讨论了文艺复兴思潮中的三个“政治时刻”：佛罗伦萨早期民众政府的建立，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14世纪中期），以及由马基雅维利发起的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向。以上三个时刻正是理解贤能政治观念在西方思想中的复兴和衰落的关键切入点。

第一个时刻：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建立。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建立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刻”。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活跃于1280-1330年之间，其制度设计的核心意图在于防止政府受到少数寡头以及强权人物的掌控。民众政府由此采取了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选举行政官员、以无记名投票进行各种决策等一系列制度。

事实上，支配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是一种反对贤能政治的深刻偏见。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所有职务、甚至有高度专业要求的职务都以抽签方式从普通民众成员中产生，关于战争及征税的决定则受制于全体民众一致同意的严格规定。这种高度的民主性质不仅导致了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运转效率低下，而且极大削弱了政府的稳定性。现实的佛罗伦萨政治史表明，民众政府提防强权人物的初衷完全归于失败，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一系列强权僭主在幕后实际主导了佛罗伦萨的政治局势。到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已经名存实亡。

第二个关键时刻：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与“德性政治”观念的复兴。佛罗伦萨民主政制的失败也是14世纪基督教世界政治衰败的表现之一——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这种危机表现为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的腐败及衰落。正是这种全面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激发了此后的两个“重要时刻”，亦即肇端于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向。

彼特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既是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也旨在诊断和应对意大利的政治、道德危机。在彼特拉克看来，无论是佛罗伦萨民众政体，还是取而代之的强权僭主,都与德性政治的理想相去甚远。倘若政治统治者缺乏道德上的卓越和智慧，那么所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都失去了基础，也不可能使意大利摆脱日益衰落的困境。彼特拉克号召在意大利复兴古代罗马人的德性和教育体系，从而复兴罗马式的共和政治。

第三个政治时刻：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政治转向。对于佛罗伦萨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危机，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不同的解答。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表明，佛罗伦萨传统民众政府体制从建立之初就是失败的，并在美第奇家族当政时期尝试重新修订佛罗伦萨的宪制设计。马基雅维利设计的新宪制容纳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并出于防止内部权力冲突和利益纷争的考虑，在各阶层间进行了权力分散。根据这种新宪制，佛罗伦萨将实现远比此前更高层次的统一和德性，人民将不再受精英压迫，因而能保持对政体和政府的忠诚。通过这种方式，马基雅维利尝试将民众的大众品德疏导为罗马式的战争德性。那么，大众的民主精神因而被用于抵御邻国，而不是导致内战和冲突。

马基雅维利本人虽然接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毕生从事古典研究，也像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一样，强调对君主与共和主义政治家的教育。但是，从其具体的政治方案来看，马基雅维利绝非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拥护民众，捍卫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并反对有权势者对民众的掌控。就此而言，马基雅维利同情的是早期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他所设计的宪政框架肯定人民的政治角色，为人民赋予在政治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同时吸纳精英阶层，通过其能力和经验来领导战争、追逐财富，为城邦作出贡献。马基雅维利从而也对德性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德性不再意指传统德性，而变成了“权力的有效运用”。

马基雅维利激进地反对古代哲学家关于善、幸福与传统德性不可分离的信念，因而推进了一种新的史学分析方式——要关注不再是“应当发生什么”，而是“实际发生的历史”。史学的新目的旨在理解权力的运行，而不再是崇尚能够激发德性的道德榜样。韩金斯表明，在认识到马基雅维利作为创新者的同时，也应认识到，通过对政治哲学的全新定位，马基雅维利服从的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更接近中世纪晚期的大众主义者，而不是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所倡导的德性政治。

在讨论环节，吴飞就如何具体理解马基雅维利反驳德性政治的方式和意图，以及这种反驳如何影响了现代政治思想传统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文/戴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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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