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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当时的口号是“科教兴国”、“科学的春天来了”。
十五年后的1993年，中国提出实施“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1995年，该工程全面铺开。二十年后的1998年5月，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009年，这一宣言以“985工程”（以讲话时间即1998年5月命名）的名义正式落地，进入实施阶段。
如果我们现在提示这些工程只是“投资和花钱”性质，人们可能会感到很奇怪：教育不花钱能行吗？但为什么高校不是利润中心而一定是成本中心呢？人们是否想过一个道理很简单，但今天的中国人却可能感到非常奇怪的问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为什么最大程度掌握第一生产力的大学却只是伸手要钱的单位，而不是全社会最大的利润生产单位和赚取的钱多到要向其他领域投资的单位呢？
如果目标本身就错了，一切结果都不可能正确。假如有谁现在提出要制造世界上第一流的蒸汽机车，这当然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又快二十年过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提出“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上却依然是四十年前“科教兴国”式的口号。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成效，但依然没有使我们明白自己的真正使命是什么。
也难怪，别说是中国，今天全世界的大学基本都停留在第二代科学文明时代。但是，有一个大学却已经初步实现质的跨越，这就是与著名高科技园区硅谷临近的斯坦福大学。让我们从它身上领略一下代表未来的大学园区应当是什么样的吧！
因爱而生的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全称为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是由利兰·斯坦福捐出自己8180英亩用来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土地和铁路公司股份等资产建立。小利兰·斯坦福是加州参议员和实业家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 1824—1893）和他太太简唯一的孩子。不幸的是，1884年，小斯坦福15岁时在欧洲旅行期间感染伤寒病世，这无疑使斯坦福夫妇悲伤不已。他们在自己家中痛不欲生，一个多月之后，老斯坦福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所有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决定，将那些土地和当时价值2千万美元的巨额资产捐出，建立斯坦福大学。经过六年的筹备，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
但是，早年的斯坦福大学经营很困难，尤其是老斯坦福逝世后，学校甚至一度到了快办不下去的程度。由于斯坦福的资产主要为铁路公司股票，而将这些股票变现以便能够投入到学校中存在极为复杂的法律程序。斯坦福夫人简为完成这些法律程序往返奔波于东西海岸，六年间，她将自己个人每年一万多美元的生活费拿出来将学校尽力支撑下去。斯坦福大学建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全美地位并不高。其位置处于美国最西部，类似于今天新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远离美国东海岸的政治中心，东西之间差了三个时区，向华盛顿申请教育经费的话，路途可是相当遥远，这使它长期处于财政困境之中。因此，通过自身努力去获得办学经费从一开始就深入斯坦福大学的骨髓。
斯坦福的确与其他大学从一开始就不同，它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学校有25个院系让学生选择，除了英语必修外，其它课程皆为选修。中国的大学除了中文不是必修外，其他专业课必修的却很多。斯坦福坚持实用教育，鼓励教师和学生创业。老斯坦福在开学典礼上说：“生活归根到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由于老斯坦福本身就是企业家出身，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将企业经营的基因带入学校经营过程之中。但无论在美国、欧洲、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绝大多数大学的教育家和教授们都很反感将自己的大学定位于帮助学生谋求实际的职业，他们认为那太跌份了：高等学府，应当是提升个人修养、品味和修炼人性的象牙塔。
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古希腊智者们蔑视知识实用性的“情操”。智者们无疑认为，强调知识的实用性是玷污了智慧的高贵。
1909年，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西里尔·埃尔韦尔（Cyril F. Elwell , 1884—1963）集资五百万美元创办鲍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Poulsen Wireless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两年后更名为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该公司业务发展很快，雇员以斯坦福毕业生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海军制造了大量通讯设备。公司最早的两位创业员工后来离职，成立了新公司，就是发明扬声器的梅格福斯（Magnovox）公司。这是硅谷员工离职自行创业的最早版本。
硅谷之父
要理解在斯坦福大学基础上是如何生长出硅谷的历史，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被称为“硅谷之父”的弗里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1900—1982）。
特曼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如果说他父亲的名字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几乎无人知晓，但提到“智商”（IQ）这个概念则几乎尽人皆知，因为路易斯·特曼就是IQ的发明人，他在更早期研究智商的法国心理学家比内（Alfred Binet, 1857—1911）等人智力量表方法的基础上，于1916年发明了“斯坦福-比内”智力量表，也就是IQ测量方法。
老特曼在一战期间也与人一起开过一家公司，为美国海军生产通信设备。因此，不仅特曼肯定知道他自己IQ很高，而且企业家精神也在特曼心中扎下很深的烙印。特曼从小在斯坦福校园长大，并在斯坦福读完本科和硕士，日后在美国东部的MIT（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1925年，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此后至1941年间一直在那里执教。
执教于斯坦福期间，特曼致力于真空管研究，建起了真空管实验室，还出版了一部有关无线电工程学的专著。特曼鼓励他的学生创办自己的公司，并以个人资金投入其中，那些公司当中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曼开始在哈佛大学领导一个超过850人的实验室，从事与战争相关的研究，如干扰敌方雷达指引防空炮火的有效性。
二战结束后，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起初担任工程学院院长。1952年，他主持创办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 Industrial Park，现称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校方为这个工业园提供了部分土地供一些高科技公司使用。
1955至1965年，特曼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这期间，他极力扩充斯坦福的自然科学、统计学和工程学院系，为的是从国防部获得研究经费。国防部提供的研究经费加上从研究专利出让中获得的资金，推动斯坦福迈入世界级教育机构的行列。在这一过程中，特曼大力推动斯坦福与周边高科技公司互通有无，建立起密切的联络，对日后“硅谷”的成形居功至伟。
1955年，7家公司在斯坦福工业园区内设厂。位于东部的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1956年在这里建起了一个研究存储技术的实验室，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吸引了大量高科技公司进驻这个园区。1958年，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在这里建立了拥有两万名研究人员的分部，这也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到1960年，园区内企业增加到32家，1970年达到70家。到1980年，共有90家公司的25万名员工在扩展后的园区工作。这些公司主要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技术公司。
硅谷之母
如果要详谈起来，造就硅谷的人可能不止特曼一个，另一个影响非常重大的是仙童公司。这样说也可能对因发现半导体晶体管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910—1989）有点不公。
肖克利出身于伦顿，从3岁起与父母在帕洛阿尔托长大。1955年，因肖克利母亲身体不好，他从位于东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回到硅谷，这正合特曼的心意。肖克利在贝尔实验室时只是一位研究人员，回到硅谷与特曼等人在一起，作斯坦福教授只是一方面，成立公司创业很快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在华人社会，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外面回来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肖克利回到硅谷的第二年获得195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当时他已经极为有名），那还不得给个一官半职，或者至少得在大学给个教职和充足的经费，从而尽一切可能把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供”起来，怎么会首先想到并且允许他去开公司创业，自己挣钱？
1956年，在肖克利盛名召唤下，号称“八大金刚”的一批年富力强的半导体领域英才汇集到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旗下。可惜而又幸运的是，作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肖克利做生意开公司真的是不在行，没两年时间，这八人全受不了，都从肖克利的公司辞职了。1957年他们一起出来开了另一家公司，这就是在硅谷影响深远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现在，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早已没有踪影，仙童公司虽历经多次转手却依旧继续存在，目前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八大金刚在仙童也没长待下去，他们离开仙童后，成立了因特尔、ADM、国家半导体（NS）等知名的半导体公司，以及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凯鹏华盈（KPCB）。在硅谷有个说法，如果召开一个高层的会议，休息期间大家一起喝咖啡随便闲聊，会发现有一多半的人都是从仙童公司出来。正如仙童（Fairchild）这个名字一样，由公司出走，日后得道成仙的杰出子公司真的是无数。因此，如果特曼是硅谷之父，我们可以把肖克利和仙童公司称为“硅谷之母”。肖克利的这个贡献可比获得诺贝尔奖大太多了。
彰显第三代科学文明的大学园区范本
科学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
第一代科学是古希腊科学，以培养辩论者的学校为基础，在古埃及几何测量知识基础上创造了数学和逻辑。第二代科学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成形于英国科学革命，其标志是引入实验方法建立科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从最早的基督教学院，到现代的大学和研究院，是这个阶段发展科学的机构。第二代科学可以实现与现实社会和生产实践的联系与转化。
第三代科学起始于硅谷，正在发展之中（参见作者2017年7月出版的专著《实验、测量与科学》）。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与社会实践和生产的联系由“转化”变为“完全一体”。所谓“产-学-研相结合”，这一提法提出了正确的方向，却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模式。斯坦福大学园区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参考案例。
如果把硅谷当作是1998年的一个国家的话，它的经济实力当年排世界第十二，是中国当年GDP的四分之一，高于中国台湾省。
惠普、思科（Cisco）、谷歌等IT业的全球领导型巨头都是以斯坦福校友在校园内创业起步，而后取得成功的。到1981年，由斯坦福创业孵化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校友募捐达到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记录，哈佛等也望尘莫及。这些从校园创业成功的企业，不仅向学校捐赠大量资金，捐赠教学楼的建设，而且成立基金会，为新的创业提供资金。
2015年，仅仅惠普、谷歌和思科三家知名斯坦福大学校园内走出来的直系创业巨头公司的年销售额就已经达到2240.03亿美元，其中惠普1033.55亿、谷歌714.87亿、思科 491.61亿。这个数额以2015年全球各国GDP算，可以排在46名，列在第45名的芬兰（2296.71亿美元）之后，孟加拉国（2057.15亿美元）之前。
硅谷所在的加州经济规模如果单独列出来，达2.46万亿美元，超过法国、印度等国家，列世界第六！无论211工程还是985工程，会把大学园区创造的GDP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作为考核指标吗？如果想都没想过，那如何才能实现和达到呢？
校友捐助作为学校的资金来源是美国高校的普遍情况，并非斯坦福独有。但斯坦福与其他美国高校不同的是，其校友捐助的基金绝不仅仅是为学校提供捐赠的一个机构，而更是创投的利润中心。如果人们用现在各种大学排名的指标去衡量斯坦福大学，并且与哈佛、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MIT等美国一流高校进行比较，斯坦福大学确实就只是一个杰出的大学。尽管排名很靠前，但看不出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现在全世界一切评价高等院校的指标和排名都会混淆问题的本质，因为斯坦福大学根本就不止是一所大学，如果不把整个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是根本无法理解这所大学的。如果把硅谷结合进来，斯坦福大学是全球唯一的，已经远远超越于全球其他一切大学。它是全球唯一具有第三代科学文明概念的大学园区，而其他一切大学都还停留在第二代科学文明时代。
斯坦福大学园区是一个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和投资者，而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经费的申请者。并且它不是通过理财，而是通过科技创新进而发展实业来创造利润。它是高度市场化的，比一般的企业更加企业，比一般的公司更加公司。
即使在全美国，斯坦福大学园区也是鹤立鸡群和与众不同的。全球其他高等学校都还是延续中世纪最早期大学的体制，只是一个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的地方，而斯坦福大学园区已经完全不同。其他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而在斯坦福大学园区，科技包括相关人才从一开始就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其他大学特别是纯文科大学是纯粹的成本中心，而斯坦福大学园区从一开始就是经营者、投资者，尤其是创新的天使投资者和超高额利润的创造者。斯坦福大学园区是一个社会，一个高科技园区，是一个巨型的未来型企业。
因此，现在一切评价高等院校的体系指标，事实上都是阻碍社会和大学走向第三代科学文明的枷锁。在第三代科学文明的评价指标上，斯坦福大学园区虽不是满分，却是有得分的，而其他一切大学的得分基本都是零，包括其他一切美国的常青藤大学，以及欧洲的最著名大学如剑桥、牛津、巴黎大学等都是如此。因为它们都只是大学，无论多么优秀和杰出，在大学园区的评分上都只能近似为零。
问题并不在于是不是一流，三流的高铁远胜于一流的蒸汽机车，三流的大学园区远胜于一流的大学。
无私的大爱文化
斯坦福大学园区并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体制和系统，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例如，园区里的斯坦福大学也有专利费的转让收入，但是，校友利用学校的专利和所有资源进行创业向来是非常宽松的。思科、谷歌等公司在初创期就近乎免费地大量使用了学校的资源。谷歌公司初创期在校园内的服务器一度消耗了学校网络一半多的对外宽带流量。思科公司内部的创业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斯坦福文化的传承，其员工利用思科公司内部资源进行创业也是很宽松的，这些思科员工创业成功的公司，很多又会被思科公司并购回到公司内部。这种“内部创业”成了其公司产品技术创新的一种最重要的模式。但在一般的企业里，这种“好马常吃回头草”的情况不仅极为罕见，而且被有可能会认为是“不正常”的。
在大量硅谷公司的文化中，可以清晰地体验到老斯坦福和斯坦福夫人无私的大爱和奉献。我多次去斯坦福大学校园，总能听到不同的人给我讲述斯坦福夫人用自己的生活费让斯坦福大学渡过艰难岁月的感人故事。斯坦福大学就是她儿子的灵魂，如果让这个大学关门，这位母亲会在失去儿子肉体之后再次失去他的灵魂，因此我们能够理解这位母亲为何能不惜一切地要保住学校永衡地发展下去。
尽管我听过很多次在硅谷的人给我讲述这个故事，但每一次听，仍总是让我感受到一种憾人心魄的力量。这种深刻的大爱文化基因传承到了整个硅谷的企业文化中。相比之下，IBM对半导体工程师阿姆达尔（Gene Amdahl，1922—2015）离职创立阿姆达尔公司的追杀，和华为对其前副总裁李一男离职后的赶尽杀绝，是难以在斯坦福的文化中找到的。这种文化中不仅没有“背叛”和“挖墙角”的概念，甚至不久前加州一家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在我们看来还“很怪异”。该判决对几家大公司罚款，原因是它们相互之间近些年没有去挖对方的员工，这“很不合规矩”。
只有不同科技要素的持续流动才能保证创新的不间断。如果当年IBM和华为也象思科一样，当员工离职创业时也投入创投基金；如果那些员工创业不成也允许他们留下；如果他们创业成功则加以并购，当作对自身的有益补充……这样两全齐美的模式为何不做，非要最后你死我活，闹得不可开交？当年华为搞“内部创业”并不是真理解到思科公司内部创业文化精髓，而只是借这个名称分离一批老员工出去，以解决当时的现金流困难而已。
在硅谷，人们会竭尽所能去将一切科技创新转化为创业的动力，而在创业成功之后，没有人会怀疑他们会回报给曾经养育自己的母校。将校友的捐赠作为学校经营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本来就是美国高校普遍情况。美国人可以不养自己的亲身父母，但普遍地会去养育自己的母校。而在斯坦福大学和硅谷，这种文化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他大学校友在离开学校后算是“断奶离家”了，之后便不再与母校有什么直接关系。等过了很多年事业成功了，再回来回报母校，这本质上算是一种慈善和捐赠。而在斯坦福大学，学生更多情况下是从一入学就开始与母校一起创业和发展，毕业后也同样通过各种有效运作的机制和途径与母校一起发展。成功的校友企业会向母校捐赠，母校则继续扮演创业投资者的角色。
这些情况远远超出我们今天中国人对大学发展的想像。211工程、985工程......我认为，这些计划本身的方向和目标就是错误和落伍的。以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作为对教授和学校进行评价的核心指标，在第三代科学文明标准看来更是荒唐到极点。
什么时侯中国的大学不再单纯是教育经费的消耗者，而更成为中国经济体中GDP最大比例的创造者、最大的投资者，什么时候国家不必再提什么“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了，那个时侯中国的高校改革才算是真正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