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张翼星在圆明园

平江县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汨罗江自东向西贯穿全境。大革命时期，该县甲山有个远近闻名的开明绅士张壬秋，他在同业公会中公私分明，仗义济困，敢于公正地处理地方纠纷，因而深受乡亲爱戴。张壬秋去世时，乡亲们排了很长的队伍为其送行。张壬秋便是张翼星的祖父。在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中，张翼星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幼童，但是祖父的故事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祖父影响，他从小立志“公正处事，正直做人”，积极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去努力。

往事苍茫，求学潇湘

1933年出生的张翼星，少年时代恰逢日军侵略中国。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他就要跟着大人拼命往防空洞跑。等到走出防空洞时，路过之处便可见到被日机轰炸后的惨状：断壁残垣，满目疮痍，遍布瓦砾和伤者，伴着妇女和儿童悲切的哀鸣。

在动荡的时局中，张翼星坚持在湘西读完了小学和初中部分课程。在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张翼星从七八岁起就得独自翻山越岭去上学。为了不迟到，每天天刚蒙蒙亮，张翼星就从床上爬起，用凉水洗脸，或走山路，或乘渡船，准时到校上课。下午放学再原路返回，如是往复。

张翼星初中就读的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为躲避战乱迁到了溆浦县的一个村子里。正是在这时，他的演讲才能初露锋芒。那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语文老师事先专门挑选了一些参赛选手，重点培养训练。比赛当天，在所有参赛选手发表完演讲之后，本来应该是观众的张翼星自告奋勇，上台发表了十几分钟的即兴演讲，结果一举夺魁，还被推荐到县里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这次经历让张翼星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在即兴演讲中，他感受到一种快乐和自信。

战争来了又走，这个时代的人也在不断成长，在一天天的日子里，日本人走了，国民党走了，古老的中国迎来了转折，高中毕业的张翼星也期冀为这个新诞生的国家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从雅礼中学毕业的张翼星在长沙市人事局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工作。

转眼到了1953年，对中国而言，这是相当重要的一年。3月，斯大林逝世；7月，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在国内，《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元旦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同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各地开展“新三反”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张翼星积极参加了市委领导下的调研组工作，并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他以中南地区高考第四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进入哲学系。

多年后，张翼星依然记得初入燕园的情景。哲学系的迎新标语让张翼星心潮澎湃：“未来的哲学家，欢迎你！”在他看来，北大是心目中的学术圣殿，拥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环境优美的校园，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大批老一辈学者和知名教授。他极其希望在这里聆听老一辈学者的谆谆教诲，努力把自己铸造成才，以便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风雨如晦，历苦弥坚

然而，张翼星不曾想到，他的学术梦却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屡屡被打断。1955年，胡风事件引发了全国肃反运动。刚在哲学系学习一年的张翼星被调至北京市高校肃反专案工作组，负责调查、核实案情，进行结案工作，工作一年之后才复学。1956年，重回校园的张翼星发现学校的气氛有了很大改变，费孝通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便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的心态转变。宽松的学术和文艺创作氛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命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程度上鼓舞起各领域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力量。

复学后不久，张翼星又遇到了“助党整风”运动，他在党员组织生活中提到了肃反运动。在一次年级的党员会上，张翼星被指定发言。推脱不成的他只好就自己经历过的肃反运动谈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当时的打击面太宽，影响人太多，可能会打击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列举了一些扩大打击面的例子，指出在总结成绩时也应该注意总结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

张翼星能够抒发胸臆，感到十分畅快。然而，在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中，这件事被翻出来，作为“攻击肃反运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张翼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留校察看。虽然可以正常听课，但需要参加劳动，以示惩罚。对一向热衷于学习和事业的张翼星而言，突然从党员变为人民专政对象，落差很大。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遭到如此误解，精神压力太大，以致失眠，他时常盯着天花板苦想一夜，心中翻江倒海，无法接受当下的情形。

好在同学们仍在内心对他寄予同情，在张翼星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多关心和帮助。生活委员看他的被子破了，就给他适当补助。还有同学悄悄邀请他去颐和园游泳，以纾解郁结的心情。这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给了张翼星莫大的安慰。想起这些往事，张翼星依旧非常感动。

1959年，情况出现了一丝转机。时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张翼星有幸被组织摘了帽子，身份变为“摘帽右派”，尽管没有恢复党籍，但总归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帽子虽然摘了，“右派”的遭遇却是难以抹去的，政治歧视难以消失。1960年，张翼星面临毕业分配。组织上先后将张翼星分配到好几所高校工作，但因为有“右派”污点而被用人单位退回，最后只好留在了哲学系的编译资料室。

尽管说是在编译资料室工作，实际上张翼星还是要经常参加劳动，到六郎庄去照看菜园子、到南口修水渠。1964年起，作为四清工作组成员，张翼星随部分学生被派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工作两年。等调回北大的时候，北大哲学系几个老师已经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文革开始了。

住在北大南门24楼的张翼星见证了处在文革漩涡中心的北大十年风雨，每天楼外人流攒动，红卫兵蜂拥而入、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惊心动魄，各种事件的纠葛，张翼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文革后期，全国各地各部门根据《五七指示》兴办“五七干校”，分别容纳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清华和北大的教师被集中到了鄱阳湖鲤鱼洲，从事非常艰苦的体力劳动，比如扛麻包、搬砖头、下地插秧。麻包里面装的是大米和水泥，通常有一百斤重，需要由人背上车背下车。砖头每块七八斤，一次要搬七八块。张翼星当时体重只有九十多斤，站在庞大的麻包边上更是显得瘦弱，干这种体力活的苦累不言自明。

尽管有时感到很累，张翼星还是认真而耐心地对待着每天的体力劳动，尽管哲学家的梦想此时看来已经遥不可及，但身体和意志得到了锻炼。

庆幸的是，不久局势就有了转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的气氛逐渐淡化。1979年，邓小平提出给1957年的错划右派甄别改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恢复了正常生活。80年代初开始，张翼星终于如愿以偿正式走上了教学和科研的道路。

教学相长，笔耕半生

谈及自己的学术生涯，张翼星笑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少年时饱受战乱之苦，广泛阅读是奢望；青年时虽有一腔热血，却因政治动荡而难以专心读书，虽然最后得到治学机会，但大好的年华已然过去。时不我与，只得奋起直追。

张翼星的第一批学生是工农兵学员。当时由于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大学新生主要是从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中直接选拔，学生们的知识背景和年龄跨度都很广。此时张翼星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收入微薄，居无定所，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照料年幼的孩子，为家庭生活疲于奔波。不但没钱购买书籍，读书、治学的时间也非常少。

张翼星负责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了追上国际研究前沿，张翼星勤奋学习英文。他就读过的雅礼中学与耶鲁大学渊源颇深，由外国老师教授英文课程，因此他在中学阶段打下了一点英文基础。上大学时，又规定学习俄语。直到20世纪80年代，张翼星才重新恢复学习英语，并且尝试了一些笔译工作。此后，张翼星的学术道路逐渐走上正轨，开始积极参与教学和学术活动，先后在全国20多个地方讲学，主持过七五规划中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指导了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

他最早关注列宁的哲学思想，编著《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1992），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奖，翻译、出版了卢卡奇的《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他还是《列宁<哲学笔记>注释》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并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奖，而后他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多卷本的写作。此外，张翼星更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他认为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能反映自己的学术见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兴起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当时盛行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另一派则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张翼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笼统定性，需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

张翼星在瑞典歌德堡大学

张翼星重视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一些着眼于比较研究的著作。他主编了《理论视角的重大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1997），著有《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2001），翻译、出版了《辩证法内部对话》（1997）、《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2012）、《民主化的进程》（2015）等。

1999年，张翼星正式退休，但他的学术生活并未因此结束。退休后，他将极大的精力和兴趣倾注在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上，笔耕不辍，先后发表50多篇文章。2000年开始，张翼星受邀参加了老教授教学调研组，负责平时听课、汇报教学情况、交流教学经验和提供改进建议等。在老教授教学调研组里，张翼星积极主动发挥余热，长期担任了调研组的组长。

张翼星（右三）与老教授调研组成员合影

读书育人，志在桑榆

读书是张翼星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上初一时，那场让他一鸣惊人的演讲内容便是关于读书带给人的乐趣。成年后，虽然一度受困于拮据的经济和繁忙的工作，张翼星还是想方设法坚持阅读。进入老年，他更是将大量时间用于阅读中外古典文化典籍。他将自己搜集的资料和人生体悟汇编为讲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和反思高等教育的著作，如《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2009）、《人类精神的自由反思者》（2012）、《大学之所以为大——高等教育纵横谈》（2013）和若干论文。

在张翼星看来，读书有几个诀窍。首先是要读名著、读原著。他认为，读二手书很难激发自己的创见，要读那些经过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有分量的书籍；其二、读书需要耐心和投入时间，经典的书往往需要细读、多读才能读懂、读熟，读出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其三、读书要勤动笔，注意积累自己的观点和体会，及时记录，才能在欣赏他人思想的基础上逐渐有所升华。他喜欢用胡适应用于治学上的清吏判案的四字箴言“勤、谨、和、缓”与学生共勉。他希望北大学生能好好利用大学时光，多读书，深入阅读经典名著，勤于思考、积累和写作。

张翼星对当代学子寄予厚望。他永远难以忘怀刚刚来到北大、走进校园时自己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期待。在北大执教的岁月中，他积极参与各项教学实践，努力用自己的体会和余热去激发学生的主体性，退休后仍坚持将自己对教育的思考化为文字，与广大读者交流。在张翼星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何培养出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如何在人才的培育和选拔中兼顾质量和效率？如何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主动学习，而不是机械地接受课堂灌输？

对于北京大学，张翼星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看来，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北大度过的60多年中，张翼星经历过人生中最兴奋、最快乐的时光，也遭遇了最痛苦、最惊险的记忆。60年来的风风雨雨，打磨了年轻的棱角和激情，却也酝酿出醇厚的思索与深情。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他主动提出过多项建议，反复阐述自己关于北大基本传统和北大校训的看法，希望出版一部完整而可信的校史。他认为北大应当培养真正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哲学家，这是民族真正崛起的希望所在。

关于大学，张翼星有自己的认识。大学之所以为大，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学术研究的崇高性质之为大，学术思想的自由宽容之为大，学术大师的地位影响之为大，学术通识的广博通达之为大。他曾生动地写道：“大楼易盖，大师难出。前者只要资金到位，用到是处，就可立竿见影；后者则需良好的学术环境和长年累月的努力。一座大楼坍塌，可在短期内重建，一位大师失去，却往往难以弥补。只有把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学术研究为重，以学术原则为准，坚决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教学制度上尽力沟通文理，拓宽基础，充分发掘广大师生的潜力，经过艰难岁月，大师型的学者才能水到渠成地出现。”（文/王星）

【人物简介】

张翼星，男，湖南平江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要编著有《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合著）、《理论视角的重大转移》（主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合编）、《大学之所以为大》《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等。主要译作有《黑格尔——一种新解说》《辩证法内部对话》《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等。先后发表文章190余篇。

专题链接：君子志道

编辑：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