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与社会学系教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于2016年10月16-30日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安德森教授共作了四场学术演讲，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对国际体系、国际主义的流变、以及国际法秩序等主题进行阐释与批评。此次访问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并得到光华教育基金会的赞助。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担任讲学活动主持人。

佩里·安德森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治家，被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自1962年起长期主持国际左翼核心期刊《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辑工作，并参与创办左页（Verso）书局，显著提升了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理论水平及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他还曾于80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安德森教授迄今共出版12本专著，对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中1974年出版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广受赞誉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之作。2015年，安德森教授推出新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其中文简体字版也已在近期推出。

10月18日晚，安德森教授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首度开讲，并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担任评议人。本次讲座题为“大国协调：十九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 the 19th Century），主要讲述维也纳体系的特点与命运。维也纳体系即欧洲协调机制（the Concert of Europe），是由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五大欧洲强国于拿破仑战败后创立的、西方第一个有组织的跨国体系。安德森教授指出，维也纳体系的两大目标是维护王朝帝制和防范大国之间战争，其运转则依赖于频繁的外交会议、分歧的解决和共识的达成，以及必要情况下对武力的动用。至于合作的基础，尽管五国差异巨大、力量不等，但正统主义（legitimism）是其统一的合法性标准。在此体系之下，那不勒斯、希腊、西班牙、比利时等地的革命被纷纷镇压。就此，安德森评价道，该体系的关键在于以稳定的政治合作取代简单的力量均衡，从而极为成功地实现列强的协调，使欧洲直到一战前都基本保持和平状态。不过他还指出，在这一体系之外存在两大异数，即经历去殖民化进程的美洲和疆域辽阔但日益腐败的奥斯曼帝国，而后者引发的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冲突重创了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安德森教授接着对维也纳体系的瓦解过程进行分析：德国实力增长、列强摩擦增多、一战爆发、俄国革命，欧洲协调机制彻底崩溃。就此他评价道：政治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分解的不明确，最终引发前所未有的人类战争。但一战前种种被称为“自由的文明” （liberal civilization）的元素却存留到了我们的时代。

10月20日晚，在题为“大国协调：二十一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 the 21st Century）的第二场讲座中，安德森教授以本世纪与19世纪的对比为基本方法，开启他对当今世界的观察。该次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担任评议。讲座开始，安德森总结了两个世纪的共性，指出外交会议、国际组织、作为“文明标准”的人权话语、打着不干涉旗号的政治与军事干涉以及大国特权，都令人想起过往的政治格局；而欧盟、俄罗斯、印度、美国、中国五国的异质性也毫不亚于维也纳体系的构建者们。不过，对经济失控威胁与生态系统危机的防控成为21世纪新的协调基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务实性原则统一着“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奥斯曼旧帝国的统治区域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动荡地带。五国并非势均力敌——美国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干涉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其欠下的海量债务恰好与外国债权国实现利益捆绑，另外两项优势是普适的自由意识形态和不与竞争对手接壤的地缘政治红利。总之，新的大国协调机制在本世纪初似乎已现端倪。关于新体系与19世纪的最大差异，安德森认为，新霸主美国及其同盟者羞辱了冷战的失败者俄国，造成后者强烈的反弹。而在其他三国，挑战与机遇并存。协调机制的继续发展以全球性的后现代资本主义为物质基础，以保存实力为制度目标。不过，在力推自由市场原则之外，当代霸主美国还欲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同质化。最后，安德森从社会内部权力体系的角度，以葛兰西的强制（coersion）与同意（consent）结合理论考察新时代的霸权走向，并意味深长地指出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两种可能走向：一是康德设想的通向永久和平的共和国联盟，二是考茨基所言的“超帝国主义”。

在前两讲对国际秩序史的回顾的基础上，在10月21日下午的第三场讲座中，安德森教授以“民族主义的他者”（The Other of Nationalism）为题，讨论了国际主义的流变。他将民族主义的演变史作为对照，采用分时期的方法，阐述了国际主义演化史中曲折反复的七个阶段。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在讲座后进行了评议。安德森教授首先阐明，国际主义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需要对照民族主义加以把握。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他将国际主义的历史样态与同时期民族主义的理想型对应起来，通过适当的简化和剪裁，梳理二者主导类型的演变过程。安德森接着回顾道，起初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孕育了世俗的民族情感，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以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为特征，并与国际上的普世主义在价值和实践层面相契合。拿破仑战争导致了两者的反动版本的产生，资产阶级以欧洲浪漫主义为民族主义的修辞表达诉求。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维护“差异化的普遍主义”（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政治上的成就则体现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与此相对的国际主义实践是第一国际：其参与者多是有跨国流动能力的独立手工业者，国内战争因此得到国际化。19世纪60年代后，民族主义主导的各国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突变为沙文主义。它以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为话语，强调族群适者生存。国际主义的表现形式则是第二国际：但其组成者难以抵抗本国意识形态影响，各社会主义政党在一战后纷纷背叛承诺、加入战争。而在一战结束后的经济危机中，战败国成为新的民族主义中心，法西斯主义基于非理性主义把民族界定为一个生物上的共同体，即种族（race）。与此同时，国际主义也以苏联成立和第三国际建立为标志走向绝对化。但第三国际最终屈从于苏联的利益，并于二战时期解散。二战结束后，资产阶级鼓吹民族主义、劳动阶级支持国际主义的传统格局被颠覆，民族主义以反帝主义（anti-imperialism）为主导，将中心区域转移到第三世界。而在资本主义阵营，大国调和实现商业、意识形态和战略决策的统一化。196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多边合作机制，跨国企业纷纷建立，国际主义走向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模式。与此同时，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加速消弭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因素，民族主义激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冲突。至于今日，安德森最后分析道，分离主义成为后冷战时代流行的民族主义形式，金融市场成为资本国际化的先锋，“国际主义”则在美国的超级霸权之下具有了弥赛亚式的普遍主义的色彩。

10月25日晚，佩里·安德森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进行题为“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International Law: Is it International? Is it Law?）的最后一场讲座，分析国际法的起源与性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Tony Carty、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平、陈一峰等三位国际法学者在演讲后做了评议。对国际法的发展过程，安德森教授梳理道，在16世纪，西班牙神学家Francisco de Victoria首次将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之权诉诸贸易和传教等沟通的权利（communicandi）。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以惩罚的权利（iusgladii）为理论基础，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对葡萄牙商船的打击正名。霍布斯提出欧洲人应压缩渔猎和采集部落占据的土地范围，而洛克则发明劳动财产权的概念，论证欧洲人为改善土地利用而攫取印第安人的资源是正当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未试图反对欧洲人对其他大洲的殖民掠夺行动，瓦泰尔的《万国公法》是一典型。19世纪，维也纳五强格局固化国家间的等级秩序，“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的提出则将这种等级延展至“犯罪国家”“失败国家”和中国等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20世纪初的海牙和平会议建立以美国和欧洲列强为常任理事国的国际仲裁法庭。一战后的国联结构仍在结构上排除主权国家平等的方案，导致多个拉美国家的最终退出。这一时期，奥本海和劳特派特等国际法权威也以肯定的态度承认国际法是列强霸权的体现。二战之后，安理会五强在联合国享有特权，国际法不再是欧洲的国际法，但却仍是西方（美国）的国际法。关于国际法的性质，安德森观察到，早期国际法以宗教色彩强烈的自然法理论作为基础；19世纪后，国际法的正当性转移到普遍人性，却受到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的挑战。事实上，正如英国思想家们所指出的，国际法是意见（opinions）和情绪（sentiments），其背后缺乏权威的支撑，而所谓的习惯法是通过不断违法而发展的。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的建立改变不了以上判断，国际法治仍充满不确定性和歧视性。而在当代，安德森结合若干实例说明，作为“意见”的人权话语蓬勃发展，而列强则继续以国际法为工具实现自身利益。他总结道，国际法既非国际，亦非法律。其本质是服务于霸权及其同盟者的意见或意识形态 —— 当然，是一种具有重要力量的意见。

安德森教授与中国渊源颇深。其父曾于中国海关任职，其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出生于昆明，其本人也曾在幼年时期于居住于上海。此次访华行程期间，安德森教授与北大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讲学期间，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临湖轩会见了佩里·安德森教授，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讲学计划邀访学人证书。从大国协调机制到当代霸权结构，从国际主义流变到国际法秩序，安德森教授以其广泛的兴趣与深刻的洞见，展示了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风采。

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