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传播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荣休教授丹·席勒（Dan Schiller）于2016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丹·席勒教授共作了四场学术演讲，并与北大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共同承办了这次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丹·席勒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之一。其研究专长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通信史、信息与社会、通信政策研究等。相比其父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丹·席勒更加关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丹·席勒的专著《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信息拜物教》《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均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审视。其新作《数字化衰退》一书中文版也即将面世。

丹·席勒教授作演讲

10月24日晚上，丹·席勒教授首场演讲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维佳主持，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和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赵月枝担任评议人。丹·席勒教授本场讲座题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学”，通过分析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和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的表现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了探讨。丹·席勒谈道，信息的地缘政治问题已经贯穿世界历史几个世纪之久。自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商业化通讯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同时数百个新兴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信息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变得引人瞩目。事实上，在这一新的阶段，信息传播领域的问题早已成为国际上争论的对象，而这一争论也围绕着第三世界重塑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不懈努力展开。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场呼吁经济权力从富裕工业化国家到贫困南半球的再分配运动，引发了这一争论，而这场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广泛运动的一大中心则是信息传播和通信技术。这些言论仍有反响却已式微，真正引发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剧变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70年代晚期世界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转变，即焦点从经济的再分配转移到了如何争取新兴产业的失调利润。随着我们经历历史的急转弯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网络系统和服务不但已成为信息地缘政治问题的冲突焦点，而且也是各个领域投资是否获益的保证。美国虽然仍在战略领域占据主导，但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因素也日益增长。最终，这场较量将愈演愈烈，因为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并不能超越其内在深处的危机趋势。

丹·席勒教授讲座现场

10月26日下午，丹·席勒教授系列演讲的第二场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讲座题为“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考察”。在这一讲中，丹·席勒教授通过对美国信息传播业发展历程的历史考察，试图打破将美国视作单一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天真迷思。从政府主营的邮局到企业型的电报和电话再到信息处理技术的更迭，在塑造这些至关重要领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中，私人资本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政府计划更是不容忽视。丹·席勒教授通过丰富的档案分析论证道，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根据社会背景和环境的变迁不时地采取以政府主导的或以资本主导的方法和项目，在这方面，他们充分地展示了其灵活性，可以说，美国信息传播业是特殊的扩张性和制度性的复合体。然而，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资本主导，信息传播业的构建总是趋向于围绕着资本获利的战略目标。

10月28日晚上，丹·席勒教授在北京大学蒙民伟楼带来了他的第三场讲座——“美国数字网络政策的调整1967-1974”，讲座由赵月枝教授、北京大学吴靖教授、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担任评议人。讲座中，丹·席勒教授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了美国联邦政府确立激进网络政策的历史过程，其中诸多珍贵史料经由教授的发掘第一次呈现于学术讨论中。讲座从解释以下问题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主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变得日益重要而爆发出来的？如何将数字网络整合到现有的电信基础设施中？什么样的规章制度能够涵盖计算机通信系统和服务？谁会为这昂贵的现代化买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林登·约翰逊政府通过建立通信政策工作组参与到这项事务中。由于种种原因，约翰逊政府未能达成必要的政策共识。此后，林登·约翰逊的继任者理查德·尼克松的新政府采用了协商的方式来尝试解决数字网络的问题。政府政策的激进化与大型企业的游说密切相关。为了恢复盈利，大型的企业用户组织起来要求监管机构保证他们能从新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数字网络系统和服务，并允许他们在愿意的时候首先在巨大的美国国内市场部署计算机网络系统。对各大图书馆的档案研究表明，由尼克松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幕后协调的政治干预是制订激进的数据网络新政的关键。新的框架围绕竞争性的市场准入和与之相伴的社会福利监管的退出展开。置于中国的语境中，这种特殊工作组的协调机制和政策制订中的多方博弈可以为中国的网络治理提供诸多正反借鉴。

10月31日晚上，丹·席勒系列演讲第四讲如期举行，讲座题为“全球互联时代的美式和平”。这一讲再次利用档案文件来讲述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鲜为人知的故事。美国在国际通信领域的控制权并非一蹴而得：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国际通信领域与英国争夺控制权，然而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美国才最终成功构建起由美国所控制的系统——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但反常的是，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在支持跨国公司向世界每个角落扩张的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追求电信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然而，距离1973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成立仅十多年后，美国就决定冒着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反对，放弃国际通信卫星组织——这项由他们自己推行而且仍然可行的方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后第三世界独立民族国家的加入对美国控制权的稀释。与此同时，早在尼克松时期，美国在强力支持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同时，也已经从政策规划上对国际通信系统进行改革，意在使国际通信系统和服务以美国市场为标准，完成全球扩张和部署。由尼克松政府发起的扩张计划在里根和老布什任职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决心建立一个更加广泛和强大的全球数字网络系统。在丹·席勒看来，因特网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复杂且偶然过程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在国际电信格局中的纵横捭阖最终帮助其确立了在这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

讲学期间，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在临湖轩会见了丹·席勒教授，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讲学计划邀访学人证书。此外，丹·席勒教授在北大期间，还与北大师生保持了密切的交流。10月27日上午，丹·席勒教授在静园二院的办公室开放了Office Hour，为北大同学提供研究和学习指导；10月29日上午，丹·席勒教授与赵月枝教授一道，参与了题为“数字化衰退时代的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对话，与会青年学者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此外，通过午餐会等形式，丹·席勒教授多次与北大师生交流学术思路，并接受媒体专访。

李岩松向丹·席勒教授赠送学人证书

丹·席勒教授此次北大讲学行程，系访问中国时间最长的一次，并第一次得以与中国师生进行如此深入的交往。在密集的系列讲座安排中，他系统性地对美国电信业的发展史进行了历史考察，并由此引发了针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从最初的哲学学科的学习，到后来转向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他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成果体现了传播学科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兼具历史视野和批判思维的研究，为国内传播学学者指出了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他博览群书的旨趣、以研究和教学为乐的精神感染了与之交往的诸多师生，为大家打开了认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扇重要窗口。（文/翟秀凤）

丹·席勒教授与青年学者交流

专题链接： “大学堂”讲学计划

编辑：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