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薪火相传

在北京，有两个家，我不用电话预约就可以去，一个是我自己的家，另一个是谢龙老师家。谢龙老师是我在北大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导师，2016年5月15日中午，他在家中平静离世，享年86岁。

在北大图书馆为他办理销户手续时，管理员告知，谢老师从图书馆借阅未还的书有11本。其中两本是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本是1956年第一版，另一本是1957年第二版，后来在他的藏书中找到10本借来的书，并归还北大图书馆。然而，1956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怎么也找不到，好在此书定价一角六分，按照图书馆规定：翻倍赔偿后，办完销户手续。

谢老师走了，带着他的老师——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了。

　　谢龙（1930.8—2016.5）

谢龙，1930年8月生于黑龙江，祖籍福建安溪，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53年12月提前毕业随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读研究生，1956年7月研究生毕业留哲学系从事党政、教学和科研工作至1971年，曾任教研室主任、党总支副书记。1971年1月至1978年5月，在北京大学制药厂工作，任党总支书记兼厂长。1978年5月至1985年11月，在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任副主任。1985年1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任系副主任。1992年4月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担任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1997年12月离休。谢龙教授主编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大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纲要》（哲学自学考试教材）、《现代哲学观念》等著作。谢龙教授在北京大学求学、工作和生活66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他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宣传和研究付出毕生心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这是讣告里对谢龙老师的评介。

二 不懈追求

“回眸在北大近60年的历程，迄今尚能对学术研究坚持不懈，绝非易事。” 2007年，谢龙老师在接受北大离休干部访谈时如是说。他还说：“自1955年哲学系建立党总支，我读研还未毕业，即担任总支副书记，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整整十一年的时间，把我置于破坏北大的极左政治风暴的风口浪尖，这对我是极大的考验和磨练”。“截至1976底返校，我调离哲学系已逾六年时间。如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启动算起，我脱离教学岗位已整十年。其间，冯定探求马克思哲理真谛之执着品格，在我头脑中不但未消失，而且越来越强化、越自觉。”（《文化集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30-631页）。

读这段文字，让人感到心酸，深感他们这代学人学术道路的艰辛曲折。幸运的是谢老师遇到冯定这样的名师，在心中播下真理的种子，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环境一变，这粒种子迅速生长。八十年代初，谢龙、高宝均等沿着冯定思路编写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此书86年获北大科研成果奖，88年获优秀教材奖。进入90年代，谢老师通过比较哲学、比较文化研究，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体现在《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进入21世纪，已经离休的谢老师，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冯定的哲学与伦理思想研究”，成果体现在2002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平凡的真理非凡的追求》一书中。课题结项后，谢老师一边整理冯定日记，一边结合实际思考冯定思想的现实意义，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围绕这个问题，从2002年至2013年，他发表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冯定同志给予的启示》等。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谢老师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创新；二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创新。

　　谢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同事们（左五为谢龙，左10为作者）

谢老师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时俱进，实现内容上的创新，具体路径是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在“现实的人”基础上，将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通过实践论世界观超越本体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他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路和方向是有意义的，意义在于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时代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超越本体论，本体论是否真的能超越？这是个哲学理论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与以往的哲学不同在于改造世界，因此，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这个问题，谢老师碰到了，成为他思而未解的问题。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创新问题，谢老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学风是紧密联系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要反对教条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真正学风。为此，通过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艾思奇、冯定、胡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张岱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家的经验并结合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他认为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首先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尤其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营造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才能真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强调，在高校，要营造常规渠道如论文答辩、课堂讨论、集体备课、热点主题的学术研讨等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其次，追求真理的自觉意识，学术研究是探求未知世界，发现事物内在规律，研究者要自觉树立追求真理意识，反对跟风赶时髦，抛弃追名逐利的思想；第三，独立人格的养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是能否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有独立人格，才能独立思考，才能有独立见解。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第四，尊己尊人的宽容意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既要反对学阀学霸作风，又要反对党同伐异。在生命历程快走到终点时，谢老师仍然在急呼树立这一学风，2013年出版的《文化集思》中，他说：我“迄今思考的重点仍是如何培育对真理高度负责的学术品格问题，深感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理论创新切实地给予学术支撑，必须扎扎实实培育为真理意识奠基的‘自主选择、自担责任’之独立人格素质，并以既尊己又尊人的‘宽容’精神，既抵制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又作出社会现实急需的研究成果，包括用以遏制社会不正之风的成果。”谢老师去世的第二天即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指导意见，谢老师在天有灵，应感到欣慰。

　　谢龙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听学术报告(右一为谢龙)

读谢老师晚年这些文章，我们看到北大一个离休教授，不懈追求真理，践行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精神的生动事例，他无言地鞭策着莘莘学子。对于谢老师来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诺言：在北大60年，对学术研究坚持不懈！

三 尊师重教

我第一次见谢老师是在三院南楼二层会议室，那是1990年秋天，爬山虎贴着墙面长到屋顶，发黄的叶子铺满墙面。那年，谢老师六十岁，身材魁梧，头大面阔，声音洪亮。我这个南方来的小个子人，在他面前开始有些紧张和拘谨，自我介绍后，我们握握手，他哈哈一笑，紧张和拘谨随即消失了。对我的学习作安排后，他把家里电话和地址留给我，让我有问题和困难随时找他，。这次见面，谢老师给我留下了和蔼、豪爽的印象。90年代初，电话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奢侈品，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大多都未养成使用电话的习惯。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谢老师家，没有电话预约，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敲门就进了家，但他和师母未有责备之意。此后的二十多年来，到他家我都不用预约。交往时间久了，我和谢老师的关系逐渐从师生，变为亦师亦友。

谢老师热爱教书育人的事业。1950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时，他已经在政务院（现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在从政和读书之间，他选择了上大学。八十年代，组织上曾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调他到北京某高校任党委书记，但他选择留在北大，当一名教师。文革十年，他脱离教学岗位，文革结束，他又回到教学岗位，满腔热情地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他长期为文科研究生讲授恩格斯《反杜林论》课程，多年后，许多学生还记得当时称谢老师为为“杜龙”。

谢老师不仅重教而且尊师。我通过谢老师认识了周辅成老先生。2001年6月的一天，是他的老师周辅成的90岁生日。谢老师专门从学校的食堂为周老师定了蛋糕。恰巧那天我去找谢老师，他便邀请我与他同去，我愉快答应。谢老师办事心细，考虑周先生午休，等到了三点才去周先生家。谢老师说明来意，周先生十分热情。周先生对生日好像不太在乎，有学生来他高兴，话题迅速转入学术、学风以及当前社会热点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周先生，哪像90岁的人啊！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十分健谈。临走时，谢老师向他汇报：明年是冯定百年诞辰，准备开纪念会，周先生时间和精力允许，可写篇纪念文章，老先生欣然答应，与他约好稿子写成后由我去取。

那年冬天，周先生给我打电话，跟我约时间让我去取。电话里叫他我李少军同志，我感到很亲切。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周先生家。见面后，先生便打开话匣子，谈他写文章、谈冯定的思想、谈他与冯定的交往，谈社会的热点……我如痴如醉地听了一下午。临走时，老先生反复叮嘱我把稿子拿好，不要弄丢了。他还跟我约定，等天暖和了，一起找个小馆子吃饭，再喝点酒。几天之后，周先生又来电话说文章还要修改，让我送回去。就这样，因为稿子的事，我和周辅成先生接触了好几次，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和他到小馆子吃饭。后来，周先生的文章《〈平凡的真理〉就是劳动人民心目中的真理》收入冯定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2年召开的纪念大会他没来参加，年岁大，走不动了。

周先生住二楼，没有电梯，出不了门。为此，谢老师骑着自行车找校领导、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反映，要求为周先生调换一层房子居住。2009年5月的一天黄昏，我在校园南阁前碰到谢老师，他推着自行车，无精打采。他告诉我周辅成先生去世了，刚从周先生家出来。谢老师悲伤得不能自已，我除了与他一同悲伤外无法安慰他。

谢老师81岁时身体很健康，2011年5月，我们俩一起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我们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了日月潭、阿里山和高雄市在高山之巅眺望日出。

作为一名老党员，谢老师组织观念强，2014年，他病得走不到学院，叫我去帮他交半年的党费，信封上写好“谢龙2014年党费，1400.0元”。

　　81岁行走在阿里山

2016年5月21日，我从校医院将他的灵车护送到八宝山。在从八宝山将捧回他骨灰盒的路上，我脑子里反复地想：生命枯萎得如此迅速，活着的人要珍惜分分秒秒，在有限的时空里，获得无限和永恒。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少军

原文链接：http://theory.gmw.cn/2016-09/09/content_21894000.htm

编辑：拉丁